刘庆邦。图/受访者提供

刘庆邦：从矿井到都市

本刊记者/古欣

发于2020.3.23总第94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作家刘庆邦接到一个电话，是矿上的亲戚打来的，那位亲戚的儿子掐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原来，亲戚的儿子在读高中时，因为压力精神失常，不能继续读书，亲戚就给儿子娶了媳妇，结婚一段时间就抱了孙子。孙子出生后，家人的爱都转移到孙子身上，再加上儿媳因为家里没答应买房要离家出走，儿子受到刺激，精神崩溃升级，一时失控把自己的儿子掐死了。

悲剧引发了创作的欲望。刘庆邦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家长》。小说里的家长有个最普通的名字，母亲叫王国慧。儿子也有个最普通的名字，叫何新成。这是一桩发生在普通家庭的日常悲剧。刘庆邦不怕读者对号入座，相反，如果能从中有所反思，他欢迎每一个家长到小说里找找自己的影子。

此前，刘庆邦一直专注于煤矿和农村题材，他擅长以紧凑的节奏和强烈的情节展开文化与社会批判，《家长》是刘庆邦再度涉猎城市题材的尝试，此前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城市保姆的短篇。《家长》是他迄今篇幅最长的小说，围绕着教育问题，农转非、计划生育、下海经商、“性解放”、教育产业化，曾经熟悉的社会潮流被一一呈现。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承载历史与时代，在社会性的背景下考察人性。

日常生活的燃料

刘庆邦一直关注教育问题。作为家长，他有一儿一女，如今儿女也做了家长。儿子小时候数学不好，刘庆邦付出了很多心血，也有很多体会。他的微信朋友圈从开通以后就很少发言，寥寥几条分享，一半是关于家庭教育。

写长篇，刘庆邦习惯先找到原型。他曾说过，“我写长篇都是往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态。有的时候，甚至得等小说中主要原型人物去世以后动手。盖棺定论，对人能看得稍稍清楚，人物才能在脑子里活起来。”起初他未考虑写教育题材，直到亲戚的那通电话，原型自己找上了门。

找到了原型的抓手，刘庆邦还需要从生活里发掘更多的肌理。他回家探亲时，找两个当中学老师的侄子，聊老师和家长的一些交往，当代学校的状况，同时他调动了自己当家长的亲身体验和生活积累。

一次刘庆邦参加家长会，老师点名批评他的儿子，平日性格温和的他跟老师当场辩驳，“不能把什么不好的事都推到成绩不好的孩子身上。” 这件事他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其他家长都很吃惊，家长会上，家长一般都“很乖”。刘庆邦把这个场景写到了小说里。

对于应试教育，刘庆邦认为这和中国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文化有关，人人虽然都觉得应试教育有问题，但每个家长、老师、学生其实都是应试教育的合谋。家长的焦虑是一方面，教育产业化也催生了不好的风气，《家长》里写到一个老师，下海破产后，通过熟人介绍回去当老师，通过办辅导班还债。

刘庆邦认为除了智力教育，应该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包括意志力教育。回忆起来，母亲是他这方面最好的老师，母亲虽然不识字，却教会了他诚实和勤劳，他觉得，这两个品德，够他受用一生。

他自我评价是个“泪窝子浅”的人，情感脆弱，见不得人受苦。朋友徐迅记得一件事，刘庆邦在路上看见一头骡子，心疼牲畜艰辛，竟上前跟骡子说话。作家中，刘庆邦喜欢沈从文，觉得沈从文的小说饱含感情，跟自己的心性相合。他认为，好小说情感要饱满，但不是乱写，“用思想整理过的感情，才是深刻的感情。”

《家长》写得悠闲却透着张力，日常生活的表面下藏着一股劲。虽写王国慧抚育儿子何新成的故事，前面却用了整整一章扯些闲篇。从王国慧的病，与母亲、妯娌、村里的傻女人的相处，几个侧面就把王国慧肯吃苦、爱要强的性情立住了。小说开篇还写了王国慧平生最大的憾事，因为母亲阻拦，她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遗憾和个性驱使着王国慧不断向上，并把这种压力转嫁到后代身上，压力在一个个事件中积累，最终酿成悲剧。

推着刘庆邦小说往前走的那股劲儿，按照作家王安忆在给学生上课时的说法，是一种“逻辑动力”。“情节按逻辑的动力向前推动。前一个逻辑推动后一个逻辑，一直把小说推向高潮。”不合逻辑的事儿他一般不写。他喜欢曹雪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他的小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文化心理都有逻辑可循。

王安忆也打比方，莫言像道家，刘庆邦是儒家，前者把现实变形，扭曲，而刘庆邦的写作，则一直稳稳地在伦理的运行中开展。正因如此，刘庆邦被人说“写得老实”。

生活里，刘庆邦给人的印象是认真、沉着、靠得住。徐迅是刘庆邦在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的同事，两人一起做评奖的工作，刘庆邦强调评奖的纪律，要大家注意保密。就连坐在一块玩牌，刘庆邦看出他在玩闹，也会轻言慢语地规劝，“打牌要认真，打牌都不认真怎么行呢。”

除了“写得老实”，他的小说还透着辛辣，刘庆邦的很多小说反思国民的劣根性。成为作家之前，他当了19年农民，又在矿上生活过九年，下过井、拉过煤，对底层民众的甘苦、欲望、对社会迅速转型时期剧烈的冲突非常熟稔。这些都是生活赋予他的写作的馈赠。

刘庆邦作品《家长》。图/受访者提供

到城里去

刘庆邦出生于河南农村。他是67届初中生，赶上“文革”学校停课，他跟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跑遍了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心跑野了，不甘心待在农村，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他跟开封下来的知青交谈，心里暗暗比较自己和别人谁看的小说多。城乡意识冲突中，农民矛盾又复杂的身份自觉，在刘庆邦塑造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很多学生回乡后就彻底成了农民，刘庆邦却没放弃读写。母亲不识字，但很尊重他写作，夜晚会把唯一一盏煤油灯让给他。没什么书报借鉴，他从模仿县里广播站播的批判稿起步，照葫芦画瓢，为了让稿子顺利被采用，特地在自己名字前强调“贫农社员”。

升学路泡汤后，想要从农村走出来很难，刘庆邦应征当兵，可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一政审就把他刷下来了。1970年煤矿招工，刘庆邦最早得到消息，买了一盒烟，给支书递一支，给大队长递一支，跟他们说情，获得了去新密煤矿的机会。

矿上成立宣传队，他是负责人，后来宣传队解散了，他不甘心重新当工人，总想找点额外的事干，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作品《棉纱白生生》写煤矿上一个老矿工，“文革”期间刊物停办，写出来就压箱底了，六年后才拿出来投稿。现在看来，刘庆邦觉得那篇小说写得像好人好事，水平不高，好在“是从熟悉的生活开始写，没有胡编乱造，开始就有原型”。

在煤矿，刘庆邦吃上了商品粮，拿了工资，成了公家人，完成了从乡下到城市的跨跃。他是当代中国社会迅速城市化与大迁徙中的一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迁徙规模与转型速度，给每个人心灵造成冲击，打上很深的烙印。

煤矿是城乡结合部。刘庆邦解释，煤矿多数是在山区或者离农村很近，地下挖煤，井上种庄稼。矿区里面好像一个小社会。幼儿园、学校、商场，城市里有的差不多煤矿里边都有。一个农民矿工到煤矿，千方百计想转成正式工，一下子就从农民之身变成了工人之身，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

他以农村人去煤矿工作为背景，写过很多主人公努力跨越城乡、阶层藩篱的故事。《红煤》写的是一个农村小伙从打工青年到不法煤窑主的进城奋斗与变异史，而新作《家长》里从农村进城的王国慧逼着儿子求学上进，也可以看成是农村女性在城市谋求出路的历程。刘庆邦尊重他们的奋斗精神，也通过他们，揭示了底层劳动者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承担的心灵重负与沉痛代价。

1978年，刘庆邦调到北京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住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在厨房的灶台上写作。为了挤出写作的时间，他养成了早早入睡、早上四点起床写作的习惯，写完当天的内容再去上班。第一本长篇《断层》就是这么写成的。为了锻炼自己写作的意志力，他甚至会坚持在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写作。

如今，刘庆邦已经在北京生活四十年有余，每年他还会回到老家和矿上转转，那里有他的很多亲戚和朋友。

四十年书写煤矿

徐迅对刘庆邦的印象是很能喝酒，刘庆邦的酒量是在矿下锻炼出来的。矿下是男人的世界，矿工的生活贫乏又艰辛，谈论女人和喝酒是为数不多的消遣。在井下，刘庆邦经历过各种事故。一次本该他下矿，工友有事找他换班，结果那天下井的工友遇到瓦斯爆炸。所幸人救了回来。他在煤矿工作期间，最大的一次事故是因为煤层着火造成井下缺氧，八十个人就活活闷死了。一台台棺材摆在矿务局，不敢通知家属，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那段生活使刘庆邦对矿工产生了亲密的、生死与共的感情，一说写矿工，脑子里立刻就有很多形象活跃起来。许多中国作家都曾写过煤矿题材或是从煤矿走出来的，耳熟能详的有写《人民的名义》的周梅森，还有陈建功和谭谈，但没有一个人像刘庆邦这样持续地书写煤矿。

80年代，刘庆邦创作了关于煤矿的第一部长篇《断层》。当时正值改革文学热潮，《断层》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现的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可以看到时代话语的痕迹。那时，刘庆邦工作的煤矿杂志名字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后来杂志改名叫《中国煤炭报》。他当记者跑遍了全国的大小煤矿，提高了眼界，也拉开距离，回望反思矿工的生活。

90年代初，刘庆邦在《中国煤炭报》副刊部做主任时，煤矿上诞生了一种残忍的作案手法，作案人把受害人拐骗到矿下杀害，伪装成矿难事故，并以死难者家属的身份向矿上讹诈赔偿。被诱骗的对象，俗称“猪仔”。“杀猪仔”在全国各地的黑煤窑中一度猖獗，几近“产业”。辽西发生“杀猪仔”大案时，刘庆邦所在的报纸去了两位记者，写了五千字的长篇通讯发在报纸上。刘庆邦觉得震撼，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中篇《神木》，小说被导演李杨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至今仍被影迷视为经典。

1996年，平顶山煤矿发生重大煤气爆炸，84名矿工遇难。刘庆邦背着小挎包奔赴现场，“矿工家属都很年轻，孩子都很小，一次一次哭倒了，昏过去。一昏过去就打吊针，然后醒过来又再哭，再抢救，有好多好多的细节都让人受不了。” 回来后刘庆邦写了纪实文学《生命悲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一度变成了煤矿安全生产的教材，有矿工给他送锦旗。

有一次，有个矿工家属正在等被困在井下的父亲，见刘庆邦是记者，问他：“如果我爸真出不来，我能不能顶替他参加工作？”刘庆邦感到这话里深深的悲哀，却无法写进报道，于是把这件事写成小说。2005年前后，国内的矿难到达高峰。小说《红煤》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就，反思欲望对人性的扭曲。

除了采访矿难事故，刘庆邦还去非常落后的小煤窑。越是简陋的小煤窑，适合进入文学的东西越多。听说河北孟县还有小煤窑用骡子拉煤，他对人和动物的关系很感兴趣，跑去住了半个月，回来就写了几篇小说。而现代化程度越高，关于人的事儿就越少。

近些年随着机械化采煤的普及，过去的放炮、打眼、支护这样落后的方式被抛弃了，煤矿事故率也减少了很多，如何书写新的煤炭题材是要重新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