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泥板与荒野，考古学家如何重识“苏美尔人”

2023-02-02 23:13:44 作者:王一帆 来源:澎湃新闻

一、打破刻板印象与符号化：重识苏美尔人

如果没有对古代西亚的特殊兴趣和专门阅读，一般读者从中学历史教育中得到的对苏美尔人的印象无外乎三个词：“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吉尔伽美什史诗”。许多历史叙述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苏美尔人”与“两河流域”的简单结合。随着这种印象逐渐固定，“苏美尔人”似乎符号化为 “两河流域”的代表，成为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刻板印象与符号化无疑会过度简化苏美尔人与两河流域的联系，而过度简化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失实。

《苏美尔人》，伦纳德·伍雷著，王献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出版

 

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雷所著的《苏美尔人》在开篇即挑战了这种常见的刻板印象。通过对两河流域水陆环境形成、变化的重现，展示了两河流域陆地形成的方式，指出其与此处居民独特性的联系——“富饶的土地潜在地吸引着居民的迁入，并且这是必然的，只是居民们不会同时到来，而是随着环境改变而逐渐迁入，而且他们是从远古海湾的各个海岸而来，并不来自同一地区。”（第2页）作为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地区，地理特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区域的居民拥有复杂的民族成分。而苏美尔人却是“所有移民中迁入最晚的”。（第3页）伦纳德·伍雷从苏美尔神祇与传说、苏美尔与印度文明的相似处、埃利都等地发掘的彩陶等文物提供的线索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两河流域似乎原来就存在着人类。（第4-18页）

至此，对于苏美尔人的刻板印象不可避免地被打破，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苏美尔人从哪里来？伦纳德·伍雷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各有其合理性，但要想下定论，可能还有待更多史料的现世。连带而出更基本的问题是：苏美尔人是谁？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苏美尔人”。在书中，作者将其称为一个“种族”并加以描述，但没有更多着墨。而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看法多有分歧。有学者主张：“严格意义上讲，‘苏美尔人’这个称呼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讲苏美尔语的人’。”但这种解释仍未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进一步探索。（苏美尔语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也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可能就是一个众多民族的混合体。（参见陈玲玲，李海峰：《“苏美尔人”起源之谜》，《大众考古》2013年第2期，37-39页）可见，对苏美尔人的研究，探索与商榷的余地还很大。

结合创世史诗和巴比伦人的记述，以及对原始居民遗址的考古，伦纳德·伍雷尝试对苏美尔文明发端时期的历史作出重构性叙述。虽然基于许多不确定的证据，有很大的商榷空间，但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苏美尔文明发端时期历史图景的重构叙述，对地理与社群要素的准确把握使得作者完成了精彩的史论结合，勾勒出苏美尔历史的后续发展中，中央集权与地方分裂之间的冲突早在该文明发端时即埋下的伏线，透出一种观其会通的眼光。（20-21页）

二、拨开历史的迷雾：材料与眼光

研究苏美尔人的历史，存在一些不易解决又无法绕过的难点，阻碍着史家拨开笼罩着这段历史的迷雾。一方面，该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城邦众多。民族间交流、冲突、融合，城邦间时而混战，时而臣服于霸主。这造成了两河流域历史的复杂性，而苏美尔人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局部。正因为复杂，牵连甚多，才更难于发其一端，需要史家会通观要、又能细致入微的眼光。另一方面，两河流域的历史虽有一些文字记录，也有众多遗址、墓葬，及出土文物，然而战争、劫掠、破坏、毁灭，使得大量珍贵史料永远埋没于历史的尘埃。相较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现有的材料还是相对有限。因此，如何利用现有史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能否用好现有的史料，取决于史家的眼光，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历史叙述的高下。

伦纳德·伍雷对于史料的价值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他对文字与考古资料的合理运用，充分展现了一位具有丰富考古经验的史家的眼光和水准。记录苏美尔早期历史的文字资料主要来自苏美尔王表、传奇故事、卜辞文书、王室铭文以及国王年名。（30页）其中，对于苏美尔文明早期的宏观历史时空，苏美尔王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但作者清楚地指出，使用王表需要注意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首先，王表的记载时间上似乎是连续的，但实际上许多王在位的时间有重合，也有许多王没有被收入年表，故而年表所反映的绝不是全部的、准确的历史，取此舍彼的选择受到了某种观念或考虑的支配；其次，王表关于统治时间的古怪计数，可能缘于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混乱，也可能是某种天文学理论的系统在起作用；第三，由于国王被神化在当时并不鲜见，因此许多国王的名字又会出现在神话传说中，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似乎更加模糊。（30-32页）可能正因如此，也可能与其考古学家的身份有关，伦纳德·伍雷对于考古材料的运用和阐发更丰富和大胆，而对文字资料的征引则显得相当谨慎。比如，为说明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文明并非封闭的、地域性的，而有着广阔的贸易网络，伦纳德·伍雷谨慎对待从王表得出的推论，不敢迳取，而把重点放在对乌尔遗址出土文物的分析，指出其原材料几乎全为外来，由此证明了苏美尔文化扩张之远。（39-41页）在还原苏美尔人的军事组织时，伦纳德·伍雷对考古资料的运用更见功力，通过对三件重要文物作细致的图像分析，揭示出苏美尔军队的武装和组织及其演变。（41-45页）不过伦纳德·伍雷虽对文字材料保持谨慎，却也并非全然不用，使用时则恰到好处。比如叙述拉伽什被灭一节，他引用了一首拉伽什祭司或书吏所作的挽歌。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这段引用不仅佐证了历史的真实性，亦增强了灾难的即视感，呈现历史的鲜活与沉重。此外，伦纳德·伍雷始终对文献史料中的语言因素保持敏感，比如闪米特名字的官员出现更加频繁，可能就反映了闪米特人重要性的提高或闪米特因素对文化变革的有力参与。（64页）

伦纳德·伍雷在乌尔遗址

 

三、文明的肌理：再现苏美尔社会

在《苏美尔人》的历史叙述中，伦纳德·伍雷避免了机械的线性推进或分类陈述，叙述比较发散，根据材料的丰富、可靠程度和阐释空间来排布详略。但从目录上看，大体仍沿时间顺序。唯独在第四章，作者跳脱出来，单列一章详述了苏美尔社会的状况。

此前的叙述更多是置于两河流域范围宏大的历史时空，从苏美尔文明的外观上，揭示其主要特征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展示苏美尔文明的轮廓。但仅有轮廓的文明是不生动的。因此，伦纳德·伍雷在第四章中，将眼光转向苏美尔文明的内部，从法律、财产、婚姻及家庭关系、社会等级、宗教与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介绍了苏美尔人社会，通过呈现苏美尔社会的微观结构和生活图景，展示苏美尔文明的肌理，使历史叙述更加立体生动。比如，在论及苏美尔社会的法律机构时，伦纳德·伍雷介绍了一位叫做玛什基姆的官员，他负责在法律案件中接受原告的首次诉讼申请。然而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而是一名仲裁人，致力于在走上法律程序之前，尝试通过调解促成当事人纠纷的解决。（70页）在苏美尔人的时代，竟已有如此发明，着实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另外，神庙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是神秘而庄严之地，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伦纳德·伍雷为我们展示了神庙的另一面：女祭司们担任着神妓，她们多有子嗣，却不知其父，可以与世俗丈夫结婚却不能为其生子。尽管如此，她们可能依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低等级女祭司则未必）。由此产生的大量不知其父的儿童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造成收养子女的行为普遍流行，而法律也不得不为此设立条款以保障和规范养子的权利及其与养父母的关系。此外，神庙还是维系国王权力的重要政治工具、进行教育培养专业书吏的场所，也是社会财富的收聚地，在战争时甚至凭借地势及其坚固的建筑成为最后的御敌堡垒。（75-78，94-96，105页）在第五章中，通过庙塔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还原了神庙中的生活，神庙不仅征收赋税、宣读判决、行医，其神职人员还负责打理国王宫殿的日常事务。（93-98页）

这些历史叙述从更细致和微观处，以丰富的材料展现苏美尔文明的肌理，较之一般文明史著作或通俗读物的概括性叙述或简单的结论，无疑更为具体充实，对苏美尔文明的呈现也更为立体生动。从读者的角度言之，这样的历史叙述更为直观并富有魅力，较之通常所见浮光掠影般的历史叙述，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无疑要深刻得多。

四、结语

对于苏美尔人创造的辉煌文明，将其从遗忘深渊中拯救出来只是第一步。在《苏美尔人》的末尾，伦纳德·伍雷写道：“现在最大的难题不在于认知真相，而在于评估苏美尔人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现代人亏欠苏美尔人的。”无论是在建筑技术、造型艺术、思想观念还是法律领域，苏美尔人对后世文明的影响都有迹可循。正如伦纳德·伍雷所说，“苏美尔文明照亮了一个停滞在原始野蛮中的世界，具有拓荒之功。”（126页）进一步认识和还原这一伟大的古文明，注定是一项对人类文明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工作。读毕全书，伦纳德·伍雷以丰富史料为基础，结合理性与情感的历史叙述令人久久回味。相较于当下许多不是框架化、机械化，就是追求简易普及而多少有些不负责任的文本，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更引人入胜，也更耐读。

长久以来，史家出于求真求实的使命，始终不渝对客观性的追求，在此过程中不免求助于框架化的叙述。这本无可厚非。然而悲哀在于史家过分执着于框架与条理，反为其所束缚，使历史叙述逐渐机械化为线性推进或格式化的条分缕析，从而丧失生命力，也严重削弱其可读性。这种做法甚至潜在地影响着历史学家的思维，使其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过程沦为机械加工，将历史化约为能够填充入其历史叙述框架的质料，最终搭建出面无表情的历史机器，冠之以历史进步的宏大意义。《苏美尔人》的历史叙述提醒我们重新反思，史家为何要回到故纸堆（泥板）和荒野，去发掘尘封在黄沙之下的千年陈迹？或许可以说，这正是因为人类对自己根源的执着探寻和深厚感情。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人”。因此，机械化的历史叙述所造成的“人”的缺位无疑是一种悲哀。史家虽然有保持客观的使命，但绝对的客观并不存在，且理性的清明和情感的积淀并不天然地矛盾，或许包含史家情感的文字才能拥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是赋予历史叙述以温度和魅力的关键。至于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平衡、结合，《苏美尔人》或许是一份很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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