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长河跨越五千多年，留下的瑰宝、待解的课题数量庞大。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近年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关键领域，不断的考古新发现为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聚焦东周至隋唐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科研成果，国家文物局12月21日召开第四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四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这些考古发掘项目中，既有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祭祀遗址，也有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在湖南郴州市发现的渡头古城遗址是汉至六朝时期我国南岭地区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在湖北荆州市的秦家咀墓地则发现大量战国楚简和文字，是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
下站遗址出土的金质车马器及饰件。（图源：国家文物局）
陕西省宝鸡市下站遗址：系统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
下站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是一处春秋至西汉晚期的祭祀遗址，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共发现祭祀遗迹1400余个。2020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下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考古发掘各类祭祀坑99座，祭祀坑之间存在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祭祀坑分为长条形、长方形、洞室三种形制。下站遗址为雍五畤之密畤，从公元前672年延续使用到西汉晚期。随着秦王朝的建立，雍五畤由诸侯国祭祀场所转变为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祭天祀典场所，系统展现中国古代祭祀制度和我国传统礼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北城村墓地出土的陶俑。（图源：国家文物局）
陕西省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
北城村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是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大型部族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园。2021年至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已揭露出墓地围沟1处，围沟内墓葬285座。围沟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围沟内墓地面积8万余平方米。考古勘探发现十六国至隋唐时期墓葬301座，目前已发掘285座。墓葬规划有序，排列整齐，墓道均为东向。北城村墓地生动再现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关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
秦家咀墓地出土的楚简。（图源：国际文物局）
湖北省荆州市秦家咀墓地：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单座楚墓
秦家咀墓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是一处东周时期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荆州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其中墓葬M1093中出土大量竹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秦家咀M1093是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的墓葬，出土3900余枚竹简，总字数约30000字，内容涵盖六艺、诸子、辞赋、术数、方技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先秦时期历史、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尤其是出土《尚书·吕刑》为校勘传世文献具有重要价值;《齐庄侯侵晋伐朝歌》《叔鱼谏晋庄平公》丰富了历史人物细节，为史学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渡头古城遗址出土的陶瓦。（图源：国际文物局）
湖南省郴州市渡头古城遗址：构建了南岭地区汉至六朝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是汉代至六朝时期“临武”县的治所在地，也是汉至六朝时期我国南岭地区古代城市的重要代表。近年来，国家文物局支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考古发现古城址(衙署区)、居民生活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衙署区水井出土三国时期吴国简牍等近1万枚，包括木简、木牍、签牌、封检、削衣等，内容涉及临武县行政区划、赋税、户籍、屯田、矿冶等。考古发现构建了南岭地区汉至六朝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研究古代中央政权对南岭地区的开发和有效治理提供重要资料。
据悉，国家文物局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历史各时期城市考古、建筑考古、陵墓考古、手工业考古等专题性研究，推动加快成果转化，协调加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合作，多维度、多层次研究阐释考古遗存的价值内涵，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
科技助力考古不断取得突破
7月26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拍摄的青铜大立人像。（图源：新华社）
检测一抹灰烬，3000年前的纺织工艺显露真容；3D藏宝图展开，沉睡在江底的文物被精准标注；AI技术拼对复原，分散在不同祭祀坑的青铜器复归完整……近年来，多种学科知识、先进科技手段与考古研究实践深度融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启发掘，科技含量十足的“考古方舱”，穿着“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让大众新奇不已。密闭的考古发掘舱严格控制温湿度，避免了外界尘土、细菌等污染因素的干扰，给予文物及时有效的现场保护。发掘舱旁还设有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临时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文物提取也是技术活儿。考古队员首先对文物密切接触的土壤、粘连物进行取样，检测分析其酸碱度、可溶盐、含水率等指标，为文物提取和后续保存提供参考依据。为保证大型青铜器提取时不受损， 首次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与器型完美贴合的硅胶保护套。
三星堆遗址发掘还采用了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实时记录每件出土文物或土壤样本所对应的经纬度，并生成一个二维码，其中还有文物年代、材质等信息，文物和样本就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持下，三星堆遗址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新模式，成为我国考古发掘现场科学保护的一个范例。
这是7月17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拍摄的古蜀国原始环境的复原场景。（图源：新华社）
过去，科技水平有限，曾导致不少文物的研究无法深入。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震惊世界。附着于青铜器上的“灰烬”看似不起眼，在当时也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猜测这是丝绸的残留物，但仅凭目测无法证实。
直至近年，这一谜题终于解开。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研发出基于免疫学原理的蚕丝蛋白检测技术，于2021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中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利用超景深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等先进分析技术，研究人员重新观察检测30多年前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一步确认了丝绸的存在。
“丝绸残留物的发现证明，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先民已具备成熟的纺织工艺和技术水平，填补了古蜀时期蜀地纺织史研究的实物空白。”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说。科技手段就像可靠的“放大镜”“显微镜”，使研究者能够从同样的文物上捕捉到更多痕迹，提取出以前难以获得的海量信息。凭借这些信息，考古研究得以不断深入。
此外，与数字融合还能让文物的存在突破时空限制。无论何种材质，文物老化都是不可逆的，利用数字手段将文物信息完整记录，便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借助数字化，全球的研究者和参观者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文物信息，文物由物质资源转向数字资源，正在为推动世界文明互鉴和社会科普教育散发更多光和热。
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密码
4月18日，观众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厅参观。 当日，“惟见长江天际流——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成果展”在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观众开放。（图源：新华社）
中华文明灿如星河，绵延闪耀。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重要成果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深入，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关课题逐步实施到科技考古、水下考古高速发展，考古领域新举措、新成就不断深化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重视礼乐、藏礼于器，是中华文化传统。早在史前，先民们就创造出一套玉礼器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说，田野考古调查发现，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随葬玉器种类数量多寡、组合关系变化能够反映墓葬等级，形成了一套制度。在安徽的凌家滩文化、浙江的良渚文化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玉礼制”。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交融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展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陕西薄太后南陵的“草原风”金器、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的“贝加尔纹饰”、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罗马式浴场”……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中的多元文化交融印记，揭开了东西方、跨地域文明交流的神秘面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龚国强表示，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特质。在唐长安城遗址中发现的珍贵遗物中，流寓人员墓志、墓葬壁画、三彩陶俑、金银器件、玻璃器皿等实物资料，证实了唐长安城的宏大、繁荣和开放包容的气度。
文化遗产不仅在陆地，还在广袤海域。得益于科技创新、设备改良，中国水下考古迈入深海新阶段。“我们将短基线定位系统应用于水下考古，可以确定潜水考古人员在水下的具体位置，并保持沟通，提高安全性和效率。”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经远舰”水下调查项目副领队冯雷说，中国在低能见度下水下考古发掘水平不断提升，对于挖掘海洋文化遗产、阐释中华文明有重要意义。
从1万年前南稻北粟(黍)的农业起源，到定居生活普遍出现、区域文化特色凸显，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间，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证。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新华社、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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