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2月，国民党查封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因《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悲观失望，地下党和进步群众渴望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挺进报》如同黑夜中的火炬，传播着中国革命的火种和希望，使张牙舞爪的反动派露出狰狞虚弱的原形。作者曾采访刘镕铸老人，听其讲述了《挺进报》的创办历程。
图为《挺进报》
刘镕铸忆《挺进报》
●冉静
一、白色恐怖下的重庆
皖南事变后，我（刘镕铸，下同）由成都转移到重庆，党组织关系在南方局，由于江震领导。1946年，中共代表团、南方局迁南京前，于江震将我的组织关系转给赖卫民。赖卫民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也可以说我的组织关系在《新华日报》。
1946年夏，赖卫民同我说：“你与蒋一苇有过交往，今后由你负责与他联系。他同几个朋友办的《科学与生活》不打算继续出版了，我们建议他们另办一份杂志。我们要帮他们把杂志办起来。”从此，我同蒋一苇交往频繁。经蒋一苇介绍，我认识了陈然（小说《红岩》成刚的原型）、吕雪棠、吴盛儒等人。当时，我的公开职业是儿童文化社、杂志供应社、中国邮购书报社经理，兼开明图书局门市部主任。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新华日报》，胁迫中共四川省委、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与此同时，胡宗南调集23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解放区，中共党政机关和军民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延安。重庆各反动报纸大肆渲染他们的“胜利”，叫嚣三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重庆市的国民党机关、团体借庆贺“胜利”大摆宴席，大办舞会；“重庆市政府”还强令市民悬挂旗帜、燃放鞭炮。一时间，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一些群众中出现悲观情绪，广大工人、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为祖国的前途忧虑，地下党人则因时局恶化与上级中断联系而焦急不已。
二、创办无名小报
1947年6月的一天，蒋一苇来到开明图书局，从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晚，我将新闻稿读了多遍。我想，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等地都取得了辉煌胜利，该多好啊！但党组织对这项工作是什么态度？我没法向组织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
我反复思索后认为，翻印新闻稿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谣言，扩大党的影响，十分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风险。但革命需要我冒风险，我岂能畏缩不前。我决定先一个人干，或许组织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派人联系我。
第二天，我找人做了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的小报形式，字虽写得不好，却也算清楚。经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天刚蒙蒙亮，我便提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邮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
三、从《读者新闻》到《挺进报》
无名小报发出的第3天，陈然送来4卷新闻稿，说是《科学与生活》信箱收到的。打开一看，内容与《彷徨》信箱收到的相同。陈然又拿出一份无刊名的油印小报，说：“这是从新闻稿上摘录下来的，没想到别人先走了这一步。”接着，他说蒋一苇和他想办个油印小报，专门转载新闻稿上的电讯。我说：“很好，但风险太大。”此时，店里有事找我，我便让他先走一步，在蒋一苇家等我。
在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我们3人就办油印小报的问题进行讨论，商议结果是：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我们制定了几条纪律：一是未经3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二是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有真凭实据，个人承担一切责任，绝不牵连别人；三是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图为《挺进报》旧址
临了，陈然问我：“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断定是你。今天我给你送新闻，拿出那张小报，你毫不惊异，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我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认账。”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3人分头发行。我负责发行二分之一，陈、蒋各负责发行四分之一。
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开明图书局，找我商谈两个问题：其一，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参加《读者新闻》，征求我的意见；其二，他认为《读者新闻》这个名称缺乏战斗性，建议换一个。为集思广益，定于第二天下午2时在他家开会。
第二天下午，在蒋一苇家，我对吕雪棠、吴盛儒的参加表示欢迎后，大家开始讨论小报名称。《挺进报》 吴盛儒说：“老赵（彭咏梧）建议小报改名《挺进报》：一是纪念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二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大家一致同意，决定把《读者新闻》的第三期改为《挺进报》的创刊号。之后，吴盛儒和陈然还提出《挺进报》需要找个“靠山”（指党组织）。
四、《挺进报》成了市委机关报
第一次会议后约10天，《挺进报》已经出版了两期。一天，我正在门市部整理书籍，一位穿西服、打领带、戴礼帽的“绅士”来访，问我：“你是刘镕铸先生吗？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我问：“书单带来了吗？”他叫我找个地方，马上开给我。我请他到书局二楼小屋坐下后，他说：“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小说《红岩》彭松涛的原型），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我请他拿出组织关系，拿不出就不接。他说：“‘二二八’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我回答道：“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二二八’后，我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十分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但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同我联系。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
过了四五天，彭咏梧又来找我，一见面就说：“刘经理，我们那笔交易今天可以‘落盘了’。”我请他上二楼叙谈。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问：“名片是不是你的？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你的笔迹？”我看了名片，表示感谢组织上的关怀，请求组织上对《挺进报》的工作给予指示。于是彭咏梧传达了市委的指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今后由彭咏梧负责联系；报纸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要设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无力支付，由刘镕铸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
图为《挺进报》印刷工具
彭咏梧走后，我立即把和他的谈话告诉蒋一苇和陈然，我们几人聚在一起讨论市委的指示，按原来的分工，对刻、印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拆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补救，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纸张要细、薄且富有韧性，油墨要细腻易干。经一番努力，报纸印刷质量显著提高。
接着，彭咏梧传达了市委的两项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我担任书记；第二，发展党员，由我找时间与《挺进报》的工作人员谈话，了解他们的政治历史和思想状况，如符合党员条件，就报请市委审批，然后履行入党手续。彭咏梧还传达了市委对《挺进报》的指示：《挺进报》特支的任务是办好《挺进报》，市委要求在原来的基础上将《挺进报》的质量和发行量再提高一步，要求每张蜡纸油印800份，质量不许降低。
我向陈然、蒋一苇传达了市委的指示，经讨论，大家确定从刻写、印刷、油墨等方面着手改进，争取达到市委的要求。对于发展党员的问题，陈然、蒋一苇都很关心，会上，大家介绍了各自的经历。我请陈然、蒋一苇各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了市委，并作了口头汇报。当时已是1947年冬季，彭咏梧调下川东发动武装斗争，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联系用名黎纪初）领导《挺进报》特支。不久，李维嘉传达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1948年春，市委批准蒋一苇加入共产党，无候补期。蒋一苇入党后，担任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报纸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一段时间后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刻蜡纸、油印固然艰苦、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可能性小一些；运送和发行就复杂多了，要经过很多人，通过若干关卡码头，不仅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还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以陈然运送《挺进报》为例，他一般每期印800至1000份，多时1200份，每期2至3张，有时一期4张。印后将报纸包装好运进城，其间要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然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稍有不慎就会暴露。陈然在包装、携带方式等方面都很考究，几乎从未出过纰漏。
图为陈然烈士
报纸送到我这里，即着手发行。特支要求要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发行时间要短，减少发行人暴露的危险。
《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以我经办的发行工作来说，从我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上百份。不能用笔登记取报人姓名、报纸份数，只能靠脑记。还要把他们的取报时间排开，不让他们在发行处碰面。
邮寄《挺进报》，如果是进步读者和统战关系的读者，还比较好办；对于国民党的军政官员等特别读者（将报纸寄给他们，可以起到攻心和分化瓦解的作用），则须谨慎从事，选择封套、变换笔迹及投寄方式等都要周密考虑，使他们无法追查。我们曾把《挺进报》增刊《被俘人物志》寄给特别读者，所用封套全是印有衔头的四五十个机关的信封，如“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这些信封是我们平时以杂志供应社的名义向几家印刷厂索取的样品，储存备用。发行工作还大力依靠群众力量，包括平时建立的许多可靠的社会关系。
五、被迫停刊
1948年3月，李维嘉通知我，《挺进报》特支由陈然代理书记，要我撤离开明图书局，在城外创办一经济基地。于是，我在菜园坝的肖家沟租了一单间铺面，开办永和盐店。4月中下旬，李维嘉又通知我说，有人出了问题，组织决定让我撤离重庆，今后另有同志与我联系，告诉我去什么地方。
几天后，邓照明（化名赵明）找到我，说组织决定让我去大竹县、梁平县间的一个大集镇—石桥铺，处理华蓥山武装斗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随后，我离开了重庆。
1948年4月，陈然被捕，蒋一苇、吕雪棠等转移到香港，李维嘉转移去成都。《挺进报》被迫停刊。之后，又有两批同志先后接办《挺进报》。
《挺进报》出版了23期，连同两期《读者新闻》、一期无名小报，共26期。它如同黑夜中的火炬，使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增强了斗志。
刘镕铸
一、刘镕铸
刘镕铸，四川省古蔺县龙山镇人，1922年3月18日出生，父亲早年过世，由母亲抚养，只进过小学。1935年1月，中央红军路过龙山镇，曾加入“红军之友社”，当过儿童团团长，积极为“支红”“扩红”工作。1938年5月1日，在泸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去延安学习。步行至成都，川康党组织的负责人认为其年纪小，恐途中发生危险。便决定留在成都工作，皖南事变后，调到重庆。“二二八”后，同组织关系曾一度中断。
二、来到贵州
1948年底以前，贵阳地下党的工作由黔北工委领导，负责人张立，上级领导组织是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特委。主要任务是配合川东地下党在沿江山区搞武装斗争，建立川黔湘边根据地。
1948年底，川东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黔北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局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张立决定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和请示贵州工作。到上海未接上头，于次年2月11日转道香港，找到党中央在香港的联络点。中共中央上海局城工部负责朱语今 向张立传达了上海局对贵州地下党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张立、刘镕铸、蔡之诚组织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张立任书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贵阳等城市，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1949年2月张立回贵阳，向从重庆转移来到贵阳的曾经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的刘镕铸传达了上海的决定。迅速将贵阳地区的党员组织起来，把在黔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的宋至平调来贵阳负责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工委编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农村调查》、《新民主主义政策》，还编印了党的地下刊物《真实》。印发了《告贵州人民：认清敌我，争取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针对国民党政人员的《不要再糊涂了》两份文告，在当时的贵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由宋至平直接领导。不到半年时间，在贵阳发展了团员60多人，新青团员金芳云受张立单线联系，负责达转党组织的指示。郎岱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到处搜捕暴动领导人，从贵阳到镇宁处处设卡，沿途张贴国民党捉拿郎岱暴动负责王舍人的布告。金芳云冒着危险，机智勇敢地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到敌人眼皮底下找到隐蔽镇宁的王舍人，传达了省工委要王舍人立即转移盘北游击队的指示，出色的完成任务。新青在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传递信息，转交文件刊物。成为省工委当时在贵阳地区开展工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1949年2月，曾经同情过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官员谭本良回黔担任兴仁专署专员兼地区保安司令，省工委立即派遣刘镕铸转到谭本良手下工作，成功地策动了谭本良在解放前夕率部起义，为解放军西进云南开辟了道路。
（责任编辑：刘涵）
贵州文化网版权所有
版权所有：贵州文化网融媒体中心
运营单位：贵州中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投稿邮箱：207656212@qq.com
黔ICP备12003314号-2 贵公网安备520502020013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