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我想写作一种新的小说

2020-03-29 22:12:42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文化报

 问：在读者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一个写作者的生命也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剑拔弩张”的。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这些气质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所忽视，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就是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上发现我的这一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我对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对人生来说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我在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其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使用的是你的真名；书中涉及到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等　，也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真实的；而涉及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的女孩，而现在她就在我的现实生活中。这像是一个奇迹。

    《三国演义》标榜说“三分历史，七分虚构”，而《香草山》则可以倒过来说，它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

    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小说的名字——《纪实与虚构》。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的本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够走多远。《香草山》有很大的自传的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香草山》描述的是两个人的生命轨迹，是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失望的。

    问：《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小说”？

    答：小说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原生态”的意义，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精心安排和设计。全书分为９章，每一章又分９节，一共８１节。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阅读，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而所有的章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接起来又浑然一体、缺一不可。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小说”，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在我的心目中，小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我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香草山》成为一个“四不像”。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的小说、诗化的小说。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我自己认为《香草山》超越了我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丝毫不担心它受到冷遇和排斥。

    问：写完这本小说之后，你是否会把自己创作的重点转向写小说？

    答：写小说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今后我肯定会继续写小说，当然是写与《香草山》迥然不同的小说。

    我会不断地尝试新文体的写作，比如传记、报告文学等。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也将努力突破旧有的文体上的划分。

    我不会放弃近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我脱离了学院和学术界，我的心态一下子变得自由多了。我不必依靠发表多少论文来获得学位和评定职称，也无须得到权威人士的承认和褒奖，我更愿意做一种有“野狐禅”特色的学问、一种有趣味也有性情的学问。

    当然，我还会继续杂文的写作，在杂文写作中也要求新、求变。这是一块我所喜爱的“自己的园地”。 (南浦）

    《中国文化报》200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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