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年头年尾的事，北京女作家万方成了新闻人物。
《空镜子》得算一个。没有事前大肆炒作，也没硬往央视频道里挤，这部电视连续剧却在不声不响中成了各地报纸影视版的主要话题。
杨亚洲的导演，刘冰、陶虹等人的演出，以及好的编剧。编剧是万方，改编自她的同名小说。
接下来是《日出》。尽管这部２２集的电视剧才刚刚拍竣，甚至还没有剪辑，但因为改编自曹禺原著，又是导演谢飞的首次电视之作，同样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编剧又是万方。
有个细节少有人知：万方还是曹禺的女儿，曹禺后半生岁月的见证人，她也亲历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
今年是北京人艺建院５０周年，６部人艺经典剧目的重新上演正在紧张筹划中，《雷雨》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剧作家，人艺演艺学派的创建人之一，曹禺及其剧作，是文学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春节前夕，在北京冬日一个暖洋洋的午后，本报记者来到亚运村附近万方的家中。客厅的墙上裱着幅字：曹操的《观沧海》，是曹禺的手书，字体飘逸，落款处是：“晨起为爱女小方子写这首诗，我们父女俩都很喜欢。”
《空镜子》：潘志明不能死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空镜子”这个名字，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万方（以下简称万）：写《空镜子》，最初的原因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件事：一个男人丧偶后再婚，结果第二个妻子又去世了。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就是生活的不可知，但生活之流下面又有某种固定的轨迹。我自己过了这么多年，有悲伤，也有欢乐，经常有糊里糊涂的混沌感，这和空镜子的感觉是吻合的。小说里的开头，是女孩要去约会了，照镜子，镜子就有这种虚虚实实又空又满的感觉，我觉得和小说很贴切。
南：我记得当时看完您的小说，心里是一种灰灰的感觉：人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但是电视的结局却不一样了：“孙燕”终于找到了幸福。
万：是我改的，因为电视剧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投资方说了：“潘志明”绝不能死。我也能理解，让老百姓看完了怪难受的，对生活绝望了，这肯定不行。不过我觉得这也并不矛盾，事物总有它明和暗的地方，小说中写了它灰暗的一面，电视剧写了它明亮的一面。明和暗应该说都是生活的真实状态。
南：有的作家不太愿意改编自己的作品，比如池莉，您为什么还愿意来二度创作？
万：我还是愿意写小说，但是写电视剧它有经济效益呀。人总会受诱惑，我也受到这种诱惑，很难免俗，所以我确实很佩服王安忆，她真是一门心思写小说。但是写电视剧也不是完全没好处，电视剧里有大量的对话，你得注意每个角色都只能用他自己的语言说话，等我写完电视剧再写小说，我觉得有锻炼，起码人物的对话不会有问题了。
南：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文本，它们有不同的规律，对创作者的要求也不同，您是怎么处理的？
万：有一种说法：小说分两类，一种是表述，一种是陈述，有人说我的小说是陈述类，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之所以能写电视剧，是因为我的写作比较客观，那种比较主观的叙述和电视剧是有隔阂的。另外，我受我父亲的现实主义风格影响比较大，这样就我的创作而言，小说、影视剧都有一致的地方。
南：有没有想过《空镜子》会这么受欢迎？
万：我没想到。
南：现在电视里头大多是“反腐倡廉戏”和“清宫历史剧”，您这出写平民生活的戏，跟那些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万：我想电视剧有不同的功能，娱乐、造梦功能是一个：平时生活很乏味，看看电视，给你提供生活中没有的；要么是“反腐倡廉”，你心里郁闷，它帮你出气。但有一种功能被忽略了：就是观众希望能有一种共鸣，能跟剧中人取得情感上的沟通。平时大家总在拼命，在跑，在忙着赚钱，《空镜
子》可能就是让你站住、坐下来，想一想你周围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了。
曹禺不在乎别人怎么改
南：您是电视剧《日出》的编剧，电视剧和原著有哪些不一样？
万：电视剧和原著肯定不一样：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我对于改编只有一个原则：忠于原著。我有一个比较传统的认识，既然是改编名著，就不要走样：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不能改变。至于之前之后人物都干了什么，这倒是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
南：你在电视剧《日出》中添加了一些人物，是根据什么来做的？
万：反复看剧本，在里面你可以找出许多蛛丝马迹。比如我加了一个关老太，一个太监的遗孀，就是我看到《日出》里面提到：陈白露老梦想能遇到人给她一笔钱，从而改变她受人摆布的命运。实际上好多人物都是根据剧本中的提示添加进来的。
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日出》曾由曹禺和您改编成电影，方舒和王诗槐主演的，现在又由您改编成电视剧，您一定有许多不一般的感受？
万：改编成电影，那还是“文革”过去不久的事情，政治的色彩还很重，特别是我父亲，历次政治运动给他的折磨和扭曲，烙印非常非常深。在改编电影《日出》时，这种烙印并没有完全消磨掉。现在再来改这个剧本就要好多了，能够放手写这些活灵活现的人，既写他们的丑恶，又写他们的可爱，写出他们复杂的面目，而不应该把人物简单化，面具化。
南：对名著的改编，其实非常能反映当时的时代气氛以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对于《日出》的改编，有的是把“方达生”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还让陈白露没有自杀，而是活了下来。
万：确实是。记得在改编成电影时，在接近结尾处，我爸说能不能用一个主观的镜头，表现李石清的幻觉：大楼要塌了，“大厦将倾”，腐朽的时代要崩溃了。我想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他受政治思维的影响很大。从建国开始，他就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你这人是要被改造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还怎么能写得出东西？
南：这些年国内对曹禺话剧的改编很多，除了它本身是经典之外，有没有什么现实因素？
万：应该是有，尤其是《日出》这出戏。前年北京人艺排演话剧《日出》，戏还是原来的戏，但衣服都是现代服装，剧中人拿着笔记本电脑，开场就跳劲舞，只是第三幕才回到过去，但观众的反应很强烈，我突然觉得这出戏和现代没有隔阂。
南：曹禺先生怎么看对他作品的改编？
万：前几年，青艺有个导演改编《雷雨》，想把鲁大海这个人物去掉，跟我爸爸商量，我爸爸说“你完全可以按你的想法改”。这说明他对人家改编他的东西，不是很在意。
南：我想，其实他很自信：我的作品不管怎么改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它会存在下去。
万：对，虽然他从来没有这么表达过，但我能感觉到他是这么想的，他很有把握，心里沉得住气。
南：前几年有人改编《原野》，整个舞台放满了电视机，做了一些后现代的探索。
万：要我说那不是《原野》了，他的改编，完全抛开原剧本，《原野》只成了一个符号（当然并不是不能这么做），但这种改编的意义有没有？有多大？我有疑问。我爸爸已不在了，要是他看了，也许会一笑置之吧。
“我那股劲出不来了”
南：在整个华人世界里，曹禺作品被改编的很多，台湾、香港、澳门都有人做过。曹禺先生对此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理性的想法？
万：我爸这人其实最不理性了。有时他看一些有关他的评论文章，看得津津有味，说：“哎呀，我还这么高明呀。”应该说他对改编比较宽容，他不放在心上，我体会这是他自信的表现。
南：但有一段时间他动摇了，在“文革”中，他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
万：是的，“文革”就不说了，连自己的存在都是痛苦的，更不要谈作品了。
南：那时候他被分派去人艺看大门，国外有报纸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当看门人。”
万：是这样，不过他的情形还不是最糟糕的，起码他没有进过监牢。这种不自信“文革”后还存在，他住院期间遇上话剧《雷雨》上演，我去看了，回来他问我：“你觉得还行吗？真有那么好吗？”
南：曹禺先生对自己的８部戏剧作品有什么评价？
万：最喜欢《北京人》，这个他说过，因为《北京人》里面的几个男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曾皓、江泰、文清、曾霆，而愫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雷雨》之所以没有排在最前面，可能是因为结构的东西更多一些，《北京人》就有点自由王国的状态，他觉得自由的状态最好。
南：有没有不喜欢的作品？
万：我不知道，他确实没有跟我谈过，从他喜欢《北京人》推想，我觉得《明朗的天》肯定是他不喜欢的：初衷就很糟糕，就是写知识分子要被改造。
南：您自己也是作家，今天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
万：我觉得他真是个天才，过去没这么想过，等我自己写作了，我才开始明白过来，他２３岁就写出了《雷雨》，而我２０岁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直到４０岁了，写出来的东西才算得上可以看。
南：作为一个时代最优秀的剧作家，除了《王昭君》，应该说曹禺先生建国后再也没有写出过好作品，这很令人惋惜。
万：时代的悲剧！很遗憾。
南：一个作家写不出东西了，他痛苦吗？
万：他很痛苦，非常痛苦。他经常在家走啊走啊，东翻翻西翻翻，我能感觉到他的无奈，我有时想安慰他，他说：“我不行了，我那股劲出不来了。”关于他晚年的这些经历，我写过一篇文章《灵魂的石头》，我想等以后条件允许了，我会放开了往深里写。
南：他有没有什么想写的东西却没有写下来？
万：有啊。他有无数的想法，他记了好多个小本子，那些小本子还留着，写了好多开头，比如他写了个独幕剧，叫《外面下着雨》，讲一对老夫少妻，零零散散的，很多对话；还想写孙悟空；最想付诸行动的是《桥》，从解放前就开始写，但只写了一幕，就放下了。
南：他大量的时间被什么占用了？
万：小的时候我不大知道，那时候有各种运动。“文革”之后，各种活动都要他参加，我经常看着他回来后筋疲力尽，他也知道这劳累的一天毫无意义。
南：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然会对他身处的时代承担起某种责任，言论也好，行动也好，总会有所体现，在这方面曹禺先生恐怕会遇到一些批评意见。作为他女儿，您怎么看？
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除了老舍那样，只要是从那个时代活下来的，没有人能够说“不”。我自己还觉得，人不可能要求那么多，既是艺术家，又是战士。作为剧作家，写出好剧本，你就是称职的，你对时代的看法，在剧本里表现了。另外，这也跟人的气质性格有关系，有的人性格就是很强硬的，他会有激烈的表现，我父亲从来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他很敏感，很容易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但我觉得他非常真实。
南：有一个细节，恐怕是研究者们不太理解的地方：曹禺１９４７年从美国访问回来后，曾经批评美国。
万：这可能跟我父亲那一代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关。抗战胜利后，美国仍然在中国驻军，另外还有当时美国人的自大，他可能都感觉到了。他们那一代人在涉及到中外关系的问题上，都有这种民族主义立场。有一回“中戏”校庆，我父亲上台说了一个小时，至少有４０分钟是痛骂日本人，揭
露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我没批判过我父亲
南：您还记得第一次看戏的印象吗？
万：记得、记得。
南：是什么戏？
万：《雷雨》呀！我记得北京人艺那个剧场非常好，红色的大幕，有点朦胧的灯光，然后钟一响，灯慢慢暗下来，这印象从小就在我心里。《雷雨》第三幕有一个打雷，那时候太小了，闪电霹雳的，把我吓哭了。
南：《日出》您跟曹禺先生一起看过吗？
万：看过，那是“文革”以后了，我记得是谢芳扮演陈白露，不错，能够演出不符号化的感觉，我看过许多别的《日出》，根本看不出是那个年代的风尘女子，但谢芳演出来了。
南：我们都知道，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再从事文字工作，而您却又走上了这条道路。
万：我父亲总希望我们搞自然科学，当医生，这是他的心愿。但他也不反对我们的选择。我干了这个之后，他也没觉得我能成，他给我写了好多信，逼着我写，说我“太贪玩了”，要学杰克·伦敦，“要写，要改，退了稿要再写”。
南：有这样一个大剧作家父亲，对您来说是负担还是财富？
万：现在想起来，尽管也因此吃了好多苦，但我还是觉得很幸福。为什么能写出《空镜子》这样贴近平民的作品？我觉得是因为看到了我父亲，他的痛苦、欢乐，那种最复杂的人类情感，有了这种感受，别的情感你就能体会了。
南：你父亲给你的生活带来过不好吗？
万：肯定有不好，虽然现在看来对写作有帮助。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学校里不能进教室，被红卫兵拎来拎去，那是什么感觉？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父亲，批判他是坏人，一丝一毫都没有，这很奇怪，我真是这样。
南：这种儿女和父母的对立，很多人都经历过，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中写他打了父亲一巴掌；老鬼也写了和母亲杨沫的冲突。
万：他们可能更激烈一点，对运动啊，革命啊，热情更高，我大概不是这种人。
南：那段生活对您今天还有没有影响？
万：表面上看，你很难说有什么伤痕，但你的思维方式，你对世界的看法，从那个时候都被固定了。我已经很幸运了，在我还能够生长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我还有力量长出东西，我爸爸那种人，就被闷在那里，枯死了。
南：曹禺先生的后半生遭遇您是亲历者，有没有想过写些什么？
万：我曾经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两幕话剧，写他们那一批人，他，他的那些朋友，他们的个人遭遇虽然不同，但悲剧性的东西却都具备了。我给于是之先生看过，一幕是“文革”，一幕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写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种被扭曲的命运：一种是“文革”，强大
的外部压力；一种压力是另外的，反正是无法自由。
《南方周末》200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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