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专访︱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主藤上结的一个瓜

2024-03-19 17:13:09 作者:佚名 来源:动静新闻

专访嘉宾：

范同寿  贵州省史志办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

主题词：多彩  神秘  和谐  包容

    《论道》：范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前不久《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上，您提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贵州是中华文化主藤结的一个瓜”。从中华文化的视角看贵州，您如何看待贵州文化的突出特点，您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个怎样的贵州？

    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曾经这样比喻，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个百花园的话，那么贵州文化就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因为贵州文化汇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精粹，类似这样的地域文化国内其他地区并不多见。

    贵州历史文化是以今贵州辖境为范围，在长达数十万年时空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在我国西南高原山地独特生态与社会环境下，经历早期孕育、逐步形成、分阶段发展、进而成熟起来的一种独特地域文化。贵州文化突出的特点可以用以下几个词来概括，一是多彩，二是神秘，三是和谐，四是包容。这8个字既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构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主题词。

    贵州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不仅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命的起源地之一，更在几十万年前就是古人类的乐园。我曾说：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贵州高原早已充满勃勃生机。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贵州因为可耕地少，地形地貌崎岖、交通闭塞，很长时期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贵州人却又是最不惧艰险、最顽强、最能吃苦耐劳、不屈不挠。贵州各族人民一直通过频繁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承担起一方土地的职责。尤其在贵州建省以后的600余年，贵州各族群众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深地融入国家社会生活的洪流。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辛亥革命前后贵州人敢为天下大先的呐喊、红军长征期间将红色文化种子播撒在贵州高原、解放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努力改变贵州的落后、新时代贵州人排除万难后发赶超与脱贫攻坚等等，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贵州不仅有着丰富独特的景观文化、植根深厚的红色文化、独具优势的通道文化、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充满和谐的生态文化，更有着上下几千年磨励出来的山骨精神，有着由古至今始终维护国家大局、稳定地方安宁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贵州。
 

人才井喷：六千举人七百进士

    《论道》：从明清两代以来，我们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贵州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井喷式的人才发展？

    范同寿：科举制度是隋唐时候创造的，前后推行了1300多年。

    贵州虽然直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却以其他省区没有的骄人考绩令世人惊叹。到清末，竟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在短短的300多年里面，这种人才联袂而出的境况，有如井喷。“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州人不甘人后，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自从开科取士以后，贵州的名臣、名家辈出。他们的活动既影响了贵州，更提升了贵州在全国的形象。

    这种情况犹如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人才犹如井喷，大有后发赶超的感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中，很多人在国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周渔璜，周渔璜是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人，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是雍正皇帝的帝师，当时成为全国最有名的诗人。按照当时的排名方式，周渔璜是诗歌界的第二名，他的诗作影响很大。还有，周渔璜的堂叔周钟瑄，他两次赴台湾就任，在台湾大修水利，广建粮仓，创建府城，建学修庙，建桥修署，对台湾早期经济文化的开发起到了开拓性作用，是台湾开发的重要历史人物。至今台湾的老百姓，每年还到贵州花溪来祭奠周钟瑄，台湾人民很感激他对台湾的开发。

    再如云贵高原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其兄弟四人，有三人中进士，一人中经魁，而赵以炯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为贵州前此所未有。贵州有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贵州经济虽然一直被认为相对落后，但是贵州的文化至明朝以后，始终走在西南地区的前列，这很不容易。

    贵州的文化，贵州各族人民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他们始终通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汲取各种文化之间的长处，尤其是汉文化里面先进的成分，这样来推动贵州往前进。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尹珍千里赴中原求学，回到贵州以后又开办学校，传授子弟，尹珍是贵州教育的鼻祖。所以就贵州文化而言，从汉代以后，随着汉族文化的不断进入，受各族文化之间的影响，互相交流交融。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的文化一直是在前进的。

 

屯堡：贵州最早的城市萌芽

    《论道》：我会这样认为，这种井喷和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明洪武14年，屯军30万开始，有大量江南地区的人来到贵州屯军，第二个就是王阳明来到贵州的讲学。这两件事儿实际上不断的通过两三百年的这样一个滋养之后，推波助澜，到了真正最后的这三百年里面，我们贵州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形成了人才井喷的一种局势。

    范同寿：明洪武14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西征，平定云南。按照当时明朝的军籍制，打仗的时候，军士必须带上自己所有的家属，包含子女一起走，在哪里戍守，便在哪里屯田。30万大军进入贵州，屯军连同家属多达一两百万人。由于明朝实行的军籍是世袭制，父亲是士兵，其儿子实际上是准士兵，父亲死了以后儿子就必须顶上去，这就是明朝的军籍制。这样一来，大量的来自于江南、两湖、华中地区的军队和家属来到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工具，还引进了很多农作物的品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军队来了，他们的家属要生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军队家属集中在一起的居住区，这就是一个建筑群，居住区就演变成了和卫所靠得很近的村落，被称为屯堡。

    朱元璋非常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因此在贵州设置的卫所也就特别多，遍布了贵州全省，大多数都在交通要道、军事要塞之处。卫所的士兵除了守卫维持地方稳定之外，屯垦和发展生产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基本上是三分守卫，七分屯田，在贵州开发出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家属聚居的屯堡，就变成了当地生活与生产技术比我们原有的技术更先进、生产方式比我们以前更先进、生活质量也比周围的少数民族显得更高一点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卫所屯堡就成了贵州最早的城市萌芽。

 

大松山遗址：一部“黔中通史”

    《论道》：大松山遗址的考古发现，您如何看待它的价值？贵州的发现是否印证了，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与北方的黄河文明几乎是同步的？

    范同寿：史前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旧、新石器遗址的出土文物及对文物的研究，已经证明贵州高原的多彩，远在那一时期已初现端倪。

    大松山考古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该遗址清理的2192座墓葬，集中在两晋南朝、隋唐、宋元明几个时期，作为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展现出这一时期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尤其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堪称黔中地区自两晋到元明的通史，填补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

    南方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皆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完全堪与北方的黄河文明比肩，我们只要把目光超越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上溯到石器时代进行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在那些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南方和北方史前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尤其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完全能够为南方的文明正名。仅以赫章可乐遗址、毕节青场遗址、平坝飞虎山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就足以证明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特异处。同时也显示出在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南方与北方的古代文明同样精彩。

 

“村超”“村BA”：敢为天下先

    《论道》：贵州文化千岛，催生出我们的“村BA”“村超”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关于“村BA”、“村超”，您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范同寿：“村超”也好，“村BA”也好，它的诞生是与贵州文化有密切相关的。它继承了贵州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贵州人勇敢顽强，不屈不挠，而且敢为天下先。

    比如说“村超”，就利用了广西大学在贵州办学带来了足球这样一项运动，当地人马上踢起来、进而办起来，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这说明什么？包容，贵州各族人民善于包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贵州文化的特点之一，什么样的文化进来我们都能汲取；和谐，不管你来自哪里，我们都可以和你和谐相处，我们不但是每个村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村与村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我们这个和谐无处不在。任何外来的东西，贵州人都能与之交流，交往，甚至于把它融合起来，变成了榕江县的“村超”。这和贵州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村BA”、“村超”的火爆说明贵州是一方非常有活力的沃土。这里的人们，不仅可以在积贫积弱的境况下，奋发图强，后发赶超，让重峦叠嶂变成坦途，能连续多年GDP增长率名列国内前茅，让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让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村BA”和“村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典型范例，它出乎世人预料地发明了迅速火热的“快乐足球、快乐篮球”，甚至还带热了“贵阳路边音乐会”。我从媒体上看到一组《贵阳路边音乐会追本溯源》文章，感到深受启发：贵州人还真是继承了历史优秀文化，尤其是那种敢说敢干，敢为天下先的拼劲。对此，你不能不由衷佩服。

 

“双创”：从三个方面着力

    《论道》：您如何看待贵州优秀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哪些方面着力？

    范同寿：历史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极高的当代价值。对于贵州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关注。一是大力挖掘贵州优秀文化蕴含的内涵和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保护好迄今已知的贵州历史文化。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各类大规模建设的实施，传统文化遭到不同程度损害乃至破坏的情况，至今仍时有发生，因此保护是第一位的。二是深化对贵州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个人认为，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贵州历史文化被认知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即便当下全省正在开展的四大文化转化工程，也完全有加深研究的必要，如果停留在既往研究水平的基础上谈转化，其效果将会很有限。眼下一些领域已经在着手深入研究，这是一种可喜现象。三是当我们致力于贵州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候，必须将之与贵州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需要防止脱离本省实际的空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挖掘出贵州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对国家大一统的向心力、各族群众中丰富的道德伦理，以及世世代代贵州人以和谐为核心的生存智慧。

    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何着力，以上三个方面都与之相关。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是与时俱进，将贵州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紧密联系起来，结合当代贵州的社会实践与发展要求，赋予它符合新时代的新内涵，以此来充分激发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我想，这是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前提。

 

寄语：让更多的人倾倒于贵州的多彩与大美

    《论道》：结合本期节目的主题“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您对于贵州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寄语？

    范同寿：联合国近期提出一种观点，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无论经济与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最终衡量的标准都要落脚到文化。

    贵州是生我的土地、养我的土地，而且我工作一直都在贵州这片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有着悠远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宜人的气候。更重要的，世世代代的贵州人有着一种顽强不服输、勇往直前的文化精神。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贵州正在扬帆远航朝着更美好的目标奋进，希望我们所有贵州人，为贵州未来的美好一起奋斗。通过贵州人的拼搏，让省内外、国内外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贵州、爱上贵州、倾倒于贵州的多彩与大美。我愿意在我的有生之年一直始终坚持为贵州呐喊，并且，我将永远以我的家乡为骄傲！

来源：动静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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