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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专访︱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主藤上结的一个瓜

2024-03-19 17:13:09 作者:佚名 来源:动静新闻

 

专访嘉宾:

范同寿  贵州省史志办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

主题词:多彩  神秘  和谐  包容

    《论道》:范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前不久《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上,您提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贵州是中华文化主藤结的一个瓜”。从中华文化的视角看贵州,您如何看待贵州文化的突出特点,您希望向大家介绍一个怎样的贵州?

    范同寿: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曾经这样比喻,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个百花园的话,那么贵州文化就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因为贵州文化汇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许多精粹,类似这样的地域文化国内其他地区并不多见。

    贵州历史文化是以今贵州辖境为范围,在长达数十万年时空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在我国西南高原山地独特生态与社会环境下,经历早期孕育、逐步形成、分阶段发展、进而成熟起来的一种独特地域文化。贵州文化突出的特点可以用以下几个词来概括,一是多彩,二是神秘,三是和谐,四是包容。这8个字既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构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主题词。

    贵州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不仅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生命的起源地之一,更在几十万年前就是古人类的乐园。我曾说: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贵州高原早已充满勃勃生机。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贵州因为可耕地少,地形地貌崎岖、交通闭塞,很长时期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但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贵州人却又是最不惧艰险、最顽强、最能吃苦耐劳、不屈不挠。贵州各族人民一直通过频繁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承担起一方土地的职责。尤其在贵州建省以后的600余年,贵州各族群众的社会生活越来越深地融入国家社会生活的洪流。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辛亥革命前后贵州人敢为天下大先的呐喊、红军长征期间将红色文化种子播撒在贵州高原、解放以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努力改变贵州的落后、新时代贵州人排除万难后发赶超与脱贫攻坚等等,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贵州不仅有着丰富独特的景观文化、植根深厚的红色文化、独具优势的通道文化、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充满和谐的生态文化,更有着上下几千年磨励出来的山骨精神,有着由古至今始终维护国家大局、稳定地方安宁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贵州。
 

人才井喷:六千举人七百进士

    《论道》:从明清两代以来,我们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贵州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井喷式的人才发展?

    范同寿:科举制度是隋唐时候创造的,前后推行了1300多年。

    贵州虽然直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却以其他省区没有的骄人考绩令世人惊叹。到清末,竟出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在短短的300多年里面,这种人才联袂而出的境况,有如井喷。“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州人不甘人后,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自从开科取士以后,贵州的名臣、名家辈出。他们的活动既影响了贵州,更提升了贵州在全国的形象。

    这种情况犹如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人才犹如井喷,大有后发赶超的感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中,很多人在国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周渔璜,周渔璜是花溪区黔陶乡骑龙村的人,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是雍正皇帝的帝师,当时成为全国最有名的诗人。按照当时的排名方式,周渔璜是诗歌界的第二名,他的诗作影响很大。还有,周渔璜的堂叔周钟瑄,他两次赴台湾就任,在台湾大修水利,广建粮仓,创建府城,建学修庙,建桥修署,对台湾早期经济文化的开发起到了开拓性作用,是台湾开发的重要历史人物。至今台湾的老百姓,每年还到贵州花溪来祭奠周钟瑄,台湾人民很感激他对台湾的开发。

    再如云贵高原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其兄弟四人,有三人中进士,一人中经魁,而赵以炯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为贵州前此所未有。贵州有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贵州经济虽然一直被认为相对落后,但是贵州的文化至明朝以后,始终走在西南地区的前列,这很不容易。

    贵州的文化,贵州各族人民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他们始终通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汲取各种文化之间的长处,尤其是汉文化里面先进的成分,这样来推动贵州往前进。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尹珍千里赴中原求学,回到贵州以后又开办学校,传授子弟,尹珍是贵州教育的鼻祖。所以就贵州文化而言,从汉代以后,随着汉族文化的不断进入,受各族文化之间的影响,互相交流交融。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的文化一直是在前进的。

 

屯堡:贵州最早的城市萌芽

    《论道》:我会这样认为,这种井喷和两个事件有关。一个是明洪武14年,屯军30万开始,有大量江南地区的人来到贵州屯军,第二个就是王阳明来到贵州的讲学。这两件事儿实际上不断的通过两三百年的这样一个滋养之后,推波助澜,到了真正最后的这三百年里面,我们贵州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化氛围,形成了人才井喷的一种局势。

    范同寿:明洪武14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西征,平定云南。按照当时明朝的军籍制,打仗的时候,军士必须带上自己所有的家属,包含子女一起走,在哪里戍守,便在哪里屯田。30万大军进入贵州,屯军连同家属多达一两百万人。由于明朝实行的军籍是世袭制,父亲是士兵,其儿子实际上是准士兵,父亲死了以后儿子就必须顶上去,这就是明朝的军籍制。这样一来,大量的来自于江南、两湖、华中地区的军队和家属来到贵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工具,还引进了很多农作物的品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军队来了,他们的家属要生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军队家属集中在一起的居住区,这就是一个建筑群,居住区就演变成了和卫所靠得很近的村落,被称为屯堡。

    朱元璋非常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因此在贵州设置的卫所也就特别多,遍布了贵州全省,大多数都在交通要道、军事要塞之处。卫所的士兵除了守卫维持地方稳定之外,屯垦和发展生产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基本上是三分守卫,七分屯田,在贵州开发出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家属聚居的屯堡,就变成了当地生活与生产技术比我们原有的技术更先进、生产方式比我们以前更先进、生活质量也比周围的少数民族显得更高一点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卫所屯堡就成了贵州最早的城市萌芽。

 

大松山遗址:一部“黔中通史”

    《论道》:大松山遗址的考古发现,您如何看待它的价值?贵州的发现是否印证了,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与北方的黄河文明几乎是同步的?

    范同寿:史前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旧、新石器遗址的出土文物及对文物的研究,已经证明贵州高原的多彩,远在那一时期已初现端倪。

    大松山考古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该遗址清理的2192座墓葬,集中在两晋南朝、隋唐、宋元明几个时期,作为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展现出这一时期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尤其明代贵州建省前后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堪称黔中地区自两晋到元明的通史,填补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的空白。

    南方文明与黄河流域文明皆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中国南方的古代文明完全堪与北方的黄河文明比肩,我们只要把目光超越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上溯到石器时代进行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在那些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南方和北方史前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尤其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完全能够为南方的文明正名。仅以赫章可乐遗址、毕节青场遗址、平坝飞虎山遗址、普安铜鼓山遗址等,就足以证明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特异处。同时也显示出在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南方与北方的古代文明同样精彩。

 

“村超”“村BA”:敢为天下先

    《论道》:贵州文化千岛,催生出我们的“村BA”“村超”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关于“村BA”、“村超”,您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范同寿:“村超”也好,“村BA”也好,它的诞生是与贵州文化有密切相关的。它继承了贵州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贵州人勇敢顽强,不屈不挠,而且敢为天下先。

    比如说“村超”,就利用了广西大学在贵州办学带来了足球这样一项运动,当地人马上踢起来、进而办起来,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这说明什么?包容,贵州各族人民善于包容,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贵州文化的特点之一,什么样的文化进来我们都能汲取;和谐,不管你来自哪里,我们都可以和你和谐相处,我们不但是每个村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村与村之间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我们这个和谐无处不在。任何外来的东西,贵州人都能与之交流,交往,甚至于把它融合起来,变成了榕江县的“村超”。这和贵州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

    “村BA”、“村超”的火爆说明贵州是一方非常有活力的沃土。这里的人们,不仅可以在积贫积弱的境况下,奋发图强,后发赶超,让重峦叠嶂变成坦途,能连续多年GDP增长率名列国内前茅,让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让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村BA”和“村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典型范例,它出乎世人预料地发明了迅速火热的“快乐足球、快乐篮球”,甚至还带热了“贵阳路边音乐会”。我从媒体上看到一组《贵阳路边音乐会追本溯源》文章,感到深受启发:贵州人还真是继承了历史优秀文化,尤其是那种敢说敢干,敢为天下先的拼劲。对此,你不能不由衷佩服。

 

“双创”:从三个方面着力

    《论道》:您如何看待贵州优秀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哪些方面着力?

    范同寿:历史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极高的当代价值。对于贵州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关注。一是大力挖掘贵州优秀文化蕴含的内涵和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保护好迄今已知的贵州历史文化。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各类大规模建设的实施,传统文化遭到不同程度损害乃至破坏的情况,至今仍时有发生,因此保护是第一位的。二是深化对贵州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个人认为,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贵州历史文化被认知的程度是比较低的,即便当下全省正在开展的四大文化转化工程,也完全有加深研究的必要,如果停留在既往研究水平的基础上谈转化,其效果将会很有限。眼下一些领域已经在着手深入研究,这是一种可喜现象。三是当我们致力于贵州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时候,必须将之与贵州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需要防止脱离本省实际的空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挖掘出贵州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对国家大一统的向心力、各族群众中丰富的道德伦理,以及世世代代贵州人以和谐为核心的生存智慧。

    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何着力,以上三个方面都与之相关。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是与时俱进,将贵州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紧密联系起来,结合当代贵州的社会实践与发展要求,赋予它符合新时代的新内涵,以此来充分激发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我想,这是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前提。

 

寄语:让更多的人倾倒于贵州的多彩与大美

    《论道》:结合本期节目的主题“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您对于贵州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寄语?

    范同寿:联合国近期提出一种观点,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无论经济与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最终衡量的标准都要落脚到文化。

    贵州是生我的土地、养我的土地,而且我工作一直都在贵州这片土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有着悠远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宜人的气候。更重要的,世世代代的贵州人有着一种顽强不服输、勇往直前的文化精神。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贵州正在扬帆远航朝着更美好的目标奋进,希望我们所有贵州人,为贵州未来的美好一起奋斗。通过贵州人的拼搏,让省内外、国内外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贵州、爱上贵州、倾倒于贵州的多彩与大美。我愿意在我的有生之年一直始终坚持为贵州呐喊,并且,我将永远以我的家乡为骄傲!

来源:动静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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